自春季以來四五月，共舉書四五本，然身陷繁瑣之中，心似惶惶喪犬，讀畢者竟唯此一本，忽有捧書大哭之意。

      自畢業(yè)以來，于社會認識愈多，于歷史認識亦愈多。社會之認識滋養(yǎng)歷史之認識，歷史之認識反哺社會之認識，方痛覺自身知識結(jié)構(gòu)之偏狹，思維理念之局促。于現(xiàn)代文化之隔閡，對西方世界之陌生。雖不必亦步亦趨，然知己知彼，一以客觀，平準抉擇，自是當然之理。又與西人稍有接觸，則痛覺我民族之落伍恐不輸于清末民初，而對國家民族之前途愈感消極。

      蔣氏之書，以科學、機械、民族精神為現(xiàn)代化之進向三途徑，橫準以民眾與士大夫，輔以當世英雄豪杰人物，既有美國新史學之訓練，亦不逃離舊史之窠臼。換言之，即能采舊史之長處，史中有人，亦能獨辟途徑，觀察新史。于近代史研究和史書撰寫，皆有開山之功。

      政治人物之偉大，在于其眼光與手段，史學家之偉大，亦在于眼光與手段。李鴻章雖與西方文化隔絕，但其立意中國，在近代史中，不愧為最偉大和最能干的政治家;孫中山相比則反而次之，雖能有所想法，但畢竟書生意氣，未能實行，是一思想家而非實干家。蔣氏對于林則徐之評判，對于左宗棠之評判，對于湘軍等的評判，皆有己見，不落俗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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