蕭灼基老師當時已在社會上非常有影響。經(jīng)濟學院舉辦的一些大型研討會，經(jīng)常會邀請他這樣的老師來做報告，以提高會議的質量和增加影響力。每次我找到蕭灼基老師幫助，他都能抽時間盡量參加。
　　每次參會時，他都主動要求年輕學者先做報告，自己最后發(fā)言。但令人驚奇的是，他把前面學者的報告總結的條分縷析，好像事先大家協(xié)調過內容一樣。
　　我當然知道這是他一坐好幾個小時認真聽講總結的原因。老一輩學者的這種精神不僅僅存在于蕭灼基老師身上，當時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遲慧生老師也有類似品格。
　　蕭老師把發(fā)散性的報告和觀點拎起一條紅線的能力是一個絕活。從紛繁蕪雜的觀點和邏輯框架當中，抽衍出一條最大公約數(shù)的邏輯，這也許是他能夠和時代的腳步同行，具有“三年早知道”般改革思路的早年歷練的結果吧。
　　后來，蕭灼基老師在政協(xié)委員和常委任上，特別受記者歡迎。兩會上的代表提案是多門多類，觀點各種各樣，一連開好多天的會，誰能一下把所有人的觀點拎清楚并說出來，恐怕非蕭灼基類莫屬了。
　　依我看，蕭灼基老師根本就不是兩會上的明星，而是一個民間發(fā)言人。
　　蕭老師在我的眼里一直是個意志力特別旺盛的人。后來我到云南大學擔任云副校長，掛職4年，和蕭老師的接觸少了。也許是這種要強，和早年工作過度，中風這個中年老年交界處的大敵找到了他。